为了中国法律思想史的继续──写在渠水集――纪念饶鑫贤教授法学文集出版之后
《渠水集――纪念饶鑫贤教授法学文集》终于赶在11月17日与大家见面了，心里的感觉象完成了交给饶先生的一份作业，抚着透着油墨香味的《文集》，端详饶先生的照片，我默默地祈祷和告慰：先生，安息吧，一周年过去了，中国法律思想史还在继续！
记得2003年10月的一个周末，听说饶先生的病痛加重了，我们赶到医院去看望，谈笑之间先生不觉就坐了起来，渐渐显得有些体力不支，师母在一旁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轻轻提醒他躺下歇歇，但先生还是那么豁达乐观。“你们都很忙，我这一病耽误了你们的时间，尤其是你师母，七十多岁的人了，白天黑夜的陪着！真是难为她了。”先生说着眼里掠过一丝怜惜。但谈起中国法律思想史研究，特别是已接下多年的北大教科书的编撰工作，他又兴致勃勃起来，他说：“我80年都已经挺过来了，准备与病魔再抗争几年，争取把《中国法律思想史大要》一书赶出来。”想不到，这次探视竟然成为我们与先生的最后诀别！
虽然我们很早就知道他的病（肺部肿瘤），这些年先生多次住院，我们多次到医院看望过先生，每次先生都乐观地挺过来了，肿瘤一直也没有明显扩张，病魔似乎得到了控制，但先生的顽强让我们忘记和疏忽了癌症病魔的残酷。我们毕业以后，先生依旧象在校时那样关心我们的生活，按照惯例，他每年上半年要召集我们毕业的弟子率全家聚会一次，聊聊彼此工作生活的情况，勉励大家努力向上。毕业的同学多了，各自都成家立业，工作繁忙，大家聚齐一次不容易，每次聚会先生和师母付出的时间和艰辛可想而知。2003年初开始先生和师母一直还在惦记和筹划着大家的聚会，由于从4月21日开始北京“非典”肆虐，聚会时间一再推迟。大难之后，我们暗自庆幸先生和全国人民一起安全度过了这个非常时期，先生却又一次住进了医院，我们依然相信先生能够稳定病情，也期待与先生聚会。2003年11月17日下午饶先生却永远离开了我们，走的那么匆匆，以致我们的聚会成了永远的期待！
在八宝山告别的那天，茫茫大雪覆盖大地，北京的天空格外阴沉寒冷，我们怀着悲痛的心情商议，我们拿什么告慰先生的在天之灵？对于终生执着从事学术和教育的先生，作为弟子也许最好的纪念就是重温先生的学术思想和教诲，大家很快达成了共识，于是，就有了编辑一本纪念文集和在一年之后举行饶先生纪念座谈会的动议。在北京大学法学院、中国法律史学会和饶先生一家的大力支持下，筹备活动从今年3月开始，历时约半年，大家在百忙之中，挤时间赶出文稿。每当提笔行文之时，先生的音容笑貌就浮现眼前，督促我们捡起快要尘封的法律史学文籍。
饶先生的亲友和法学界的前辈、同仁对于饶先生纪念活动的关心和支持，特别是九十高龄的法学前辈、安徽大学法学院陈盛清教授，饶先生的老友魏家驹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杨鹤皋教授，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杨一凡教授，西南政法大学俞荣根教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武树臣教授，中山大学法学院刘恒焕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朱苏力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马小红教授，湖南大学法学院陈秋云教授，司法部研究室韩秀桃教授，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邓建鹏博士，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高见泽磨教授等先生赐稿，更给我们以莫大的鞭策和鼓励。特别是年逾九十高龄的陈盛清先生在获悉饶先生纪念活动的内容后，他一个星期就赶出了《试论中国法律思想史学科的创新之路》，让师母和我们非常感动。俞荣根教授在国庆加班加点赶出论文，并几经修改，其精益求精的严谨学术态度让我们很受教益。
饶先生一生为中国法律思想史学科的重建和开拓呕心沥血。早在1979年，他就提议开设独立的中国法律思想史学科，此后，他一直视中国法律思想史学科如自己的生命，全力投入到中国法律思想史学的教学研究和组织活动中。1981年饶先生与张国华教授在北京大学创建了国内第一批中国法律思想史学的硕士学位授予单位。1986年又创建国内唯一的中国法律思想史学的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同年8月在合肥召开的中国法律史学会第三届年会上，正式宣告成立了中国法律思想史研究会，饶先生被当选为首任会长。饶先生指导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和海内外访问学者30多名。他鼓励学生大胆运用新方法，研究新文献，探讨新问题，以推动中国法律思想史研究创新。先生离休后，依然密切关注着中国法律思想史学科的新变化动向。先生曾多次向我们提出，为了深化中国法律思想史学的研究，必须研究中国法律思想史学自身的学科史，并身体力行展开中国法律思想史的学科史研究，先后写作了《二<
采集时间：2026-03-18 14:2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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