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9月马王堆发掘20周年之际,内地学术界出版了《马王堆汉墓文物》,全文发表了《刑德》乙篇,饶宗颐以最快的速度于10月份写出《马王堆〈刑德〉乙本九宫图诸神释——兼论出土文献中的颛顼与摄提》一文,不但对帛书《刑德》九宫图进行了复原研究,而且对该图中所列诸神名进行了令人信服的考证。如考证位于四仲的四方神名:“东方木,其神大皋,西方金,其神大皋,西方的‘大’字,必是‘少’字之写误,即大昊与少昊。”简明扼要几句话,就将令人晕头转向的迷惑点明了;接着是破解帛书本北方之神“湍王”即“颛顼”,令人豁然开朗,并指出:“颛顼之名,未见于出土文物,是图作‘湍王’,乃是首次,故极可贵。”这些富于首创性的解读,成为经典性的诠释。
专家们叹服,饶宗颐对马王堆帛书并非全面研究,“但只要触角所及,莫不一针见血、入木三分,只有博学多才的通儒才能达到如此境地”。
论者评价:饶氏治学,“几乎没有一个时代是‘交白卷’的”
通儒,学兼中西。饶宗颐知古而不泥古,深植中华文化的沃土而能超越民族文化的局限,从世界人类文化的高度审视本民族文化及其与各民族文化的关系。他走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道路,采用的治学方法却有异于传统,因而才取得超迈前人的成就。他的标新立异,首先源于他对自己民族文化的深入研究,其次是以自己的中华文化之心去深刻理解和感受各不同文化的差异。
饶宗颐跳开中国看中国,所以对“国学”、“国学大师”等提法都有保留。他说,国学就是本国的文化,每个国家都有本国的文化,把中华文化称为国学,放到世界上就不通了,因此主张称“汉学”或“华学”更准确。他于1995年创办以中文为媒介的大型国际性学报《华学》并自任主编,由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中山大学中华文化研究中心及泰国华侨崇圣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联合主办,至今已出版8期。
他说,研究传统中国学问,最好使用中文撰写论文才不隔膜,《华学》发表的论文深受国际学术界重视。
采访中笔者提到,近年内地有学者一反传统观念,指家喻户晓的忠臣诸葛亮对天下大事看法一成不变,还是大大的奸臣,岳飞不是民族英雄等等。对这些“研究成果”,究竟应怎样看?饶先生没有正面回答,只淡淡地说:历史人物要放到历史环境中看,《三国志》是晋朝人编的,比如“隆中对”里是出山前的原话还是后代史家归纳的文字要搞清,否则站在后来的角度看当时,就真成了“事后孔明”了。
饶宗颐重视“国本”,又能会通古今中外。论者评价:“饶氏治学所涉及的时代,从上古史前到明清,几乎没有一个时代是‘交白卷’的。”他通晓汉语中文和英、法、日、德、印度6国语言文字,对古梵文、古巴比伦楔形文字也颇有研究,这连其本国人都鲜有通晓的。因此他史识广博,了解西方和东方一些国家的历史文化,能在古今中外文化的交汇比照中,互动认知,不断发明,提出和解答中国历史文化的新问题,想他人所未想,道他人所未道。而一旦公布,便成人所共想,其观点便为世所公认。
以他在域外汉学传播方面的成就为例,他是编录新马华人碑刻、开海外金石学先河的第一人;是在日本东京出版《敦煌法书丛刊》、在国际学界讲敦煌本《文选》和据伦敦敦煌卷子讲禅宗史上摩诃衍入藏问题的第一人,如今“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已成历史;是在国际上讲巴黎所藏甲骨、日本抄本《文选》五臣注的第一人;是利用日本石刻证明中日书法交流并非始自唐朝的第一人;是讲有关越南历史《日南传》的第一人;辨明新加坡古地名及翻译译名,并撰写新加坡前代史《新加坡古事纪》的第一人;利用中国古代文献补缅甸史的第一人;等等。这些都体现了他在学术研究上开阔的国际视野,既注重中国历史文化和典籍在海外流传的各种形态的研究,又对其在中国历史文化的源头不懈求索。在1956年《敦煌本老子想尔注校笺》中,将伦敦所藏这部早期天师道思想秘籍公诸于世,并作出笺注,从而引发了当年欧洲学界对中国古代道教研究的热潮。
饶宗颐是第一个把古印度河谷的图形文字与汉语系材料进行比较研究的学者,发现这种不明语系的图形文字竟然与中国古代的陶文、甲骨文有着许多类似的迹象,为揭示该古老文化演进秘密和中印文化交流历史开辟了新途径。他又比较屈原《天问》与印度、伊斯兰古文献,发现“发问”文学在不同文化中都有存在,进而提出文字人类学和文学人类学的新课题,主张把史学研究的视野扩展到整个人类所创造的文化上来。因为他了解本民族文化、也了解他民族文化,因而他既不盲目自大,也不妄自菲薄。
采集时间：2026-03-18 14:2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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