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张秀山在全国组工会议的发言
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从召开预备会议起,就明确提出检查中组部的工作是毛泽东的指示,并一再动员各地代表认真准备对中组部的意见。参加会议的东北局组织部长郭峰在1954年的交待中说:
(1953年)9月12日预备会议上,安子文同志提出主席指示,他个人也要求检查一下中央组织部工作,并要各地酝酿准备。会后,安子文同志曾个别问我:张秀山带来什么意见没有……他要我打电话征求张秀山、陈伯村同志意见。
9月13日上午,少奇同志召集会议明确会议内容,并指出第一次组织会议是基本正确的,有某些不妥当的提法已纠正,或在此次会上加以改正。也谈到要检查工作问题。在这之后,我给张秀山同志写过一封信,主要内容是谈调干部及安子文同志要张秀山、陈伯村提供意见。
9月23日领导小组会上,饶漱石表示,主席一再指示,对中组部工作上有何问题都应坦诚提出,摆在桌子上,要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安子文同志也再次着重说明要大区认真酝酿,准备对中组部的检查意见,并说到已告郭峰,征求张秀山、陈伯村同志意见(郭峰:关于我与张秀山同志在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发言的经过情况,1954年4月25日)
张秀山因所谓高岗在东北的“五虎上将”的罪名被降级下放盘锦农垦局后,1955年夏,王震前来视察。两位老战友相逢,张秀山就自己的冤情向王震诉说:“我与饶漱石并不熟悉,从来也没有什么来往。在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上我与他只见过两次面,怎么会存在与饶漱石在组织工作会议上‘配合’的问题。”张把两次与饶见面的情况向王震细说后,又讲了自己在组工会议上发言中的那几点意见,和高岗不同意他去会上讲的情况。张秀山说:“我的错误是主席让我先找少奇同志谈一谈,我没有做到,就讲了。当时实在是没有时间向少奇汇报。”(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
在回忆录中,张秀山对本来不打算参加组工会议,后来又何以到会发言的前后经过,作了详细叙述:
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召开之前,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几次打电话给我,征求我对组织部工作的意见,我在电话中对安说,郭峰去参加会议,有什么意见,他会代表东北局讲的,我就不说什么了。
安子文又打电话给我,说毛主席有指示,这次会议,中组部要检查过去的工作,要听取大区的意见。他一再说,你多年做党的组织工作,一定要对组织工作提出意见。我听说是毛主席让提意见,就认真考虑了。之后给安子文写了封信,信中讲了八条意见。因为是安子文征求我个人的意见,所以这八条意见没有经过东北局讨论,我只是将书面材料给东北局常委张明远和东北局委员、沈阳市委书记凯丰看了,他们提了点意见。
大概是在9月末,这时组织工作会议早已召开了。我把写给安子文的信转给在北京开会的郭锋,让他先给高岗看一看,再转给安子文。后来郭峰和王鹤寿分别向我转达说:高岗看后,认为提的都是一些大问题,说不要提了。信也就没有转给安子文。(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
现有文献证明,张秀山最终出席第二次组工会议确系中央一再要求所致。在组工会议举行半月之后的1953年10月4日,刘少奇亲自起草签发了《中央关于请张秀山参加第二次全国组工会议的通知》,全文是:“东北局并转张秀山同志: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现尚在开小组会议,预定在十月八日以后开全体会议,出席者百余人,除讨论若干具体工作问题外,并拟检查最近时期中央组织部的工作,望张秀山同志于十月八日以前来北京参加组织工作会议。中央 十月四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就在这时,中共中央决定10月10日召开全国粮食紧急会议,讨论粮食统购统销问题。东北局决定由张秀山赴京与会。张临行前,东北局又接到中央要张秀山参加组织工作会议的电报。张到京后,曾向安子文谈了对组织工作的意见,并告饶漱石已向安谈过,就不到会发言了。饶漱石表示同意。但在10月13日晚,组工会议领导小组开会,刘少奇说:我听安子文讲,张秀山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可以让他在大会上讲讲。领导小组遂决定让张在14日大会上发言。会后,饶漱石亲自到张秀山的住处说:少奇同志还是要你到会讲一讲对中央组织工作的意见,会议领导小组也安排了。当晚,全国粮食工作会议结束,毛泽东问张秀山,听说你要到组织工作会议上发言,讲些什么?张把安子文和刘少奇要他去发言的情况,和要谈的意见(将原来的八点概括为五点)向毛作了汇报。张问毛泽东,这些意见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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