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1日，毛泽东在全国党的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的第三部分，专门谈到了“高饶反党联盟”问题。他讲了中央对高饶问题的结论性意见，并总结了六点经验，其中有一段话特别引人注意。毛泽东说：“对这些同志，我们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就是希望他们改正错误。对他们不但要看，而且要帮。就是讲，不但要看他们改不改，而且要帮他们改。人是要有帮助的。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一个篱笆要打三个桩，一个好汉要有三个帮。单干是不好的，总是要有人帮。在这样的问题上尤其要有人帮。看是要看的，看他们改不改，但单是看是消极的，还要帮助他们。对受了影响的人，不管有深有浅，我们一律欢迎他们改正，不但要看，而且要帮。这就是对待犯错误同志的积极态度。”此时，高岗已死，毛泽东说的这些话，实际上是针对包括饶漱石在内的遭到“高饶反党联盟”问题影响的干部。而由于饶漱石的特殊地位，毛泽东的这段话，又主要是针对他而说的。可见，毛泽东和党中央对饶漱石还是要帮的。
三件事使饶漱石的问题突然升级。饶漱石被开除党籍，由毛泽东亲自批准逮捕
就在全国党的代表会议在讨论高饶问题并且意见基本上已经统一到中央政治局关于保留饶漱石党籍的意见上时，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其中的原因，主要是发生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饶漱石的秘书向中央提交了两份关于饶漱石近来反常表现的报告。报告说：饶漱石近几天来向秘书发牢骚，矢口否认自己曾经与高岗勾结进行反党活动，声称他那份书面检查是被迫说了违心的话，他是挨整的，是陈毅对他进行打击报复。还表示，他要向中央申诉冤屈。秘书的这两份报告由中央办公厅转党代会秘书处，秘书处把这两份报告印发全体代表后，把代表们给惹火了。
第二件事：在这次全国党代表会议上印发的材料中，有一份是揭发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在上海解放初期主持镇反时搞“以特反特”，“重用、包庇和掩护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达3300多人”，其中好些事涉及饶漱石。当年是饶漱石批准采取“以特反特”方针的。采取这个方针，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出现了一些疏漏。后来，一经发现疏漏，也都采取措施解决了。高饶事件发生后，“以特反特”的事情被重新提起，而且把某些工作失误说成是“重用、包庇和掩护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扬帆于1954年底被逮捕，押解到北京隔离审查。在这次党代表大会上，有人把扬帆的上述材料提交大会秘书处，秘书处把这份材料印发与会代表。代表们认为，饶漱石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严重政治问题，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是阶级斗争问题。饶漱石不是犯了错误，而是犯了罪。
第三件事：陈毅直接向毛泽东提交的有关潘汉年的“交代”。战争年代，潘汉年长期做特科工作，曾任中共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全国解放后，潘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第三书记，上海市常务副市长等职。这次党代表会议，他也是代表之一。在北京参加会议期间，潘汉年听到毛泽东在会上讲：与高饶问题有牵连的干部，本人有历史问题，要主动向中央讲清楚。对此，他震动很大。加上扬帆“包庇特务”的事情一提出来，他的心理压力更大了。他过去在工作中与饶漱石和扬帆都有联系，揭出来的扬帆的有关问题，他也有份。还有，1943年他被骗到南京见过汪精卫，这件事他一直没向组织报告。因此，他觉得自己也有问题，便主动写了一份交代材料，交给陈毅。陈毅把这份材料直接送到中南海毛泽东处。毛泽东看了材料后，大为震怒，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并据此作出了立即逮捕潘汉年的决定。4月3日，潘汉年被逮捕。
这三件事情一发生，参加全国党代表会议的代表、中央政治局成员，以及毛泽东，都对饶漱石的问题产生了新的认识，认为饶漱石的问题，已经不是犯错误的问题了，而是犯罪的问题，是在党内有一个反革命集团的问题。
这样，在接下来由毛泽东主持续开的七届五中全会上，除了通过全国党代表会议的公报外，正式批准逮捕饶漱石和潘汉年。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还发表讲话指出：现在党内存在着“宁右勿左”的思想，对敌人从我党内部来破坏的实际危险认识不足，因此失掉了警惕，形成了空隙。今后要着重反右，反对落后于政治斗争，反对麻痹。毛泽东还指出：“我感觉，饶漱石的罪恶，可能不比高岗小一些。”在这次会议上，饶漱石被认定为“饶潘扬反革命集团”的首犯。饶漱石被开除党籍，交公安部门侦讯。
最后的结局
饶漱石被开除党籍、交公安部门侦讯后，于1955年4月1日由公安部按法律程序予以逮捕。公安部还组织了饶漱石专案组，对饶漱石进行内查外调，还多次审讯饶漱石。经过长时间的侦讯后，并没有发现饶漱石是内奸的确切证据，也没有发现什么新问题。但饶漱石的问题已经在党的中央全会上被定性，公安部门在写的报告中，仍然断言饶漱石等人“实际上是一个反革命集团&
采集时间：2026-03-18 14:2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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