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在这篇“自我检讨”中谈了“四个主要事件”：一个是“关于1943年在淮南黄花塘处理和陈毅同志的关系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一个是“关于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人选问题”；一个是“关于来北京休养的问题”；一个是“关于在组织部斗争安子文同志及在处理此事过程中对少奇同志不尊重的问题”。
然而，对“高饶反党联盟”问题他却只字不提，实际上是干脆否认。对这个问题，他只是把事情扯到他与安子文的关系上。他说：“在财经会议期间，高岗同志在会议休息时间内，不止一次地同我谈到安子文同志‘用人不当，敌我不分’。7月中旬，财经会议转入对薄一波同志展开批评之后，陈正人同志发现安子文同志有几天未到会，也向我谈起安子文同志有用人不当的错误……本来，我自去年3月以后，对安子文同志所提出的某种名单已有错觉，听了高、陈等人这些话之后，更增加了我对安子文同志的错误认识。因而，我就在7月22日组织部的部务会议上，对安子文同志表示极为不满，并且不问情由和不择手段地加以严厉指责。其目的一方面是促使安子文同志到财经会议上表明他对薄一波同志的态度，一方面也是藉此在高、陈同志面前表明，我与安子文同志并不一致，以求得他们对我的谅解。”饶漱石还说：“由于我对安子文同志存在宗派主义的成见，所以高岗、陈正人等同志的意见容易被我接受。所以，这种错误是应当完全由我负责的，而丝毫也不应推到高岗、陈正人等同志的身上。”
饶漱石在这篇检讨中不但不承认与高岗有联盟，反而说：在7月24日晚另一次财经会议领导核心小组会上，我曾经向高岗质问“名单”(指高岗让安子文拟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的问题。饶漱石在这篇检讨中辩解说，他没有反刘少奇，只是对刘少奇不尊重。他说：“我过去同少奇同志的关系，大家都是知道的。少奇同志的领导，我一向是真诚拥护的。过去和现在，在方针、路线、思想、政策、组织原则等问题上，我对少奇同志从未有过任何怀疑或有过任何不同的意见。而只是当着我的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情绪向上发展的时候，在对个别同志的看法上，我同少奇同志在一个时期内有过个别不同的意见。”饶漱石在这篇检讨中不光否认他反对刘少奇，而且否认他与高岗有什么联盟。在这个问题上，他是这样解释的：“恰恰在对彭真、薄一波、安子文这几个同志有宗派主义成见这一点上，我与高岗同志是一致的；我在处理组织部问题上曾经对少奇同志不尊重，在个别场合甚至发展到对少奇同志感情用事、蛮横无理的地步，这又恰恰与高岗同志的反对少奇同志的宗派活动不谋而合。由此而引起了许多同志对我的猜测，不是没有理由的。”
饶漱石对自己的问题总的结论是：“总起来说，我在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作风上所犯错误都是极端严重的。这种错误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在某些问题上甚至发展到野心家的程度；在另外的个别问题上，不惜采取政治性的投机行为，对党对同志采取不老实的态度，对个别同志怀有宗派主义成见，甚至由此发展到严重地自行其是，不服从领导，不受党的纪律约束，不按党的章程办事，损害党的团结。”
从饶漱石上面这些话，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他根本不承认存在“高饶反党联盟”；二、他不承认他犯了分裂党的错误。他检讨的，只是一些个人工作作风和思想上的毛病。
参加会议的人对饶漱石的这个态度显然不满意，都认为饶漱石态度不老实。
曾山说：饶漱石的问题是和高岗一起分裂党，破坏党的团结。这是有历史根源的。在新四军时，饶漱石就利用种种手段，在领导班子中制造不和，破坏团结。
赖传珠说：饶漱石在新四军时，就争夺个人权力，他不宣布新四军以陈毅为中心，反而故意造成一种假象：他饶漱石是新四军的核心。饶漱石有极端个人主义的权势欲，很厉害。
张云逸在发言中提到：饶漱石在新四军时一手制造了“黄花塘事件”，排挤陈毅同志，使人都不敢和陈毅同志来往了。我那时是新四军的代军长，也受到了孤立。
谭震林、邓子恢说：当时，我们都感到，饶漱石整同志心狠手辣，他善于耍权术，故意使问题扩大，然后把你打下去。
刘晓说：饶漱石的政治品质不好，脑子里想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
粟裕说：饶漱石在同志关系上是很庸俗的。我亲身经历过的。他对我封官许愿，要提拔我，把陈毅赶走。这种做法是不正派的，虚伪的。
陈毅在会上还拿出了饶漱石在新四军时打给毛泽东的电报，读给大家听。饶漱石在这份电报中极尽造谣之能事，对陈毅进行陷害。陈毅说：对这份电报，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他质问饶漱石：你这样对待我，这样对待同志，还有党性吗？还有天理良心吗？当时我就警告过你：你这次向我发难，是你权势欲、名利欲、迫害欲的大爆发。你若一意孤行，必有翻船之日。接着，陈毅很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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